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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業之死:新技術的產生導致傳統新聞業形態發生巨變
時間:2013-09-11 01:11  來源:騰訊

(隨著新技術的產生,傳統新聞業形態正在悄然改變;圖片來源于網絡)

也許,這就是末路;也許,這就是新生。

《華盛頓郵報》副主編大衛·伊格內休斯在接受財新網專訪時說:“郵報的員工都喜歡格雷厄姆家族,所以這對我們是一個悲傷的消息。”

由不得他們不悲傷。也由不得整個新聞業界的人不悲傷。一個擁有將近150年歷史,創造了無數新聞行業榮譽,在行內地位極其崇高的機構,以區區2.5億美元的價格就出讓了。出售的,不僅是一個家族產業,而且還有它所代表的整個行業的歷史、榮譽與前程。

可是對于聽慣了壞消息的新聞業界人士而言,他們無暇投入太多的情緒:每個人都在忙于拯救自己的員工、機構和市場。這些年來,他們已經聽到太多這樣的消息:歷史最悠遠的《落基山脈新聞》徹底關閉,《新聞周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轉網絡版,《洛杉磯時報》申請破產,《商業周刊》《華爾街日報》賣給了大款……每個消息后面,其實都有如海的眼淚。最是倉皇辭廟日。

今天,雖然不是最壞的消息,但卻是最根本的消息:新聞業落馬的雪崩,已經從小型、邊緣開始,逼近了行業頂峰。四大傳統新聞家族中,《洛杉磯時報》的錢德勒家族早已潰敗,《華爾街日報》的班克羅夫特家族臣服了默多克,如今尊貴的格雷厄姆家族向貝索斯低了頭,只剩下《紐約時報》的蘇爾茲伯格-奧克斯家族在苦守最后的山頭;三大刊中已去其二,《新聞周刊》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不再印刷,惟有《時代周刊》茍延殘喘。

但是人們的確有理由心存幻想,畢竟,不像《洛杉磯時報》和《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真的找了個好主子。貝索斯什么人?新經濟的奇才,kindle之父,新出版業的締造者。也許,他真能給《華盛頓郵報》、甚至是整個新聞產業,指出一條明路?

懷揣這樣奇跡夢想的人,都是懷舊主義者,都不愿意面對一個宿命的終點:新聞業之死。

新聞產業的發端,源自一個根本的需求:資本主義的發展,市場需要信息服務。所以新聞業原初的形態,就是信息服務業。

隨著整個資本主義結構形態的發展,包括制度、市場、文藝的建造與進益,整個新聞業隨之進化,于是衍生出和整個社會結構相應合的功能,公信力、watchdog、輿論引導,乃至于巔峰的第四權力。在20世紀60、70年代,新聞業的權力,以《紐約時報》的水門事件報道和《華盛頓郵報》的五角大樓文件報道為典型代表,臻至全盛。

于此,可以說,新聞業所出售的,從來都不是純粹的信息服務,而是包括信息的附加價值:公信力、影響力、職業勇氣、質疑公權等等。在新聞全盛時期所產生出來的諸多新聞品牌,包括四大報、三大刊、三大有線電視網(CBS、NBC、ABC)、專業的《華爾街日報》和全新聞電視CNN,品牌越強大(影響力越強大),廣告費用就越高。這和資本主義的整個社會建構相關。

盛極而衰不僅是自然界的規律,同樣是產業規律。70年代,互聯網誕生在美國軍方的實驗室并悄然進入了民用。在30年如同魔豆一樣的瘋狂生長之后,互聯網和移動互聯已經活活吞噬了新聞業的生命力。

信息服務功能已然全面被互聯網替代。各類綜合與專業信息網站瓜分了新聞業的地盤,手持移動設備武裝了每一個公民,他們搶奪了職業記者的信息挖掘職能。UGC(用戶生產內容)更快、更準確和更加內幕的信息打得那些訓練有素的記者毫無招架之功;維基、SNS、Twitter等相互印證不斷修改令信息更加全面而完整,最低限度也是攤薄了新聞業的公信力來源;而新聞業曾經引以為傲的7/24Watchdog功能,也在無所不至的互聯網世界中被削弱了。到最后,我們只剩下了一些如雷貫耳的品牌。這猶如一個百歲老人頭戴金冠,他的軀干心肺功能已經全面衰竭,惟有品牌熠熠閃光。

也就是說,新聞產業曾經自成體系的整全性已然被互聯網所削弱、取代、瓦解、消融,只剩下那些在新聞業榮光中成長的一代人兀自嗟嘆惋惜,只是隨著他們的消逝,這個行業也就是在新生的一代中崩然垮塌。

就在新聞業哀鴻遍野的時候,《經濟學人》和《紐約客》卻逆勢而上,創造出比他們以往的光榮更加耀眼的光榮,似乎令人看見了一絲曙光。然而,不幸的是,這兩本雜志都幾乎不是傳統新聞生產的典型案例:兩本雜志所生產的都是特殊性信息,絕非一般的新聞生產。

不過,這兩個案例可以窺見的是一種趨勢,也就是小規模的、特殊性的信息生產方式將長久生存。在過去幾年中,包括《名利場》、GQ等印刷精美、講究實用類型的雜志,都未有大規模潰退的情形出現。

《紐約時報》的小阿瑟·蘇爾茨伯格在收購第二天就已經放出狠話,《紐約時報》不賣。早在世紀之初,蘇爾茲伯格就已經涉水互聯網,試圖為新聞業尋找新的發展路徑。或者在他看來,及早與互聯網結合,就能找到新的贏利模式。但在我看來,這一切都是無用功。新聞業的未來基本上已經命定,作為整全產業將停止存在。

我們許多人都懷念那些新聞業風云激蕩,無冕之王勇戰權威,各路記者馳騁疆場的歲月,并且我們以為我們的職業將與日月同輝。但是,新產業整體解構了舊產業的合理性,那些曾經風云際會的品牌,行將埋入風沙之中。就好像在清朝末年,日升昌、寶豐隆錢莊曾盛極一時。然而,進入現代,金融業全面轉型,那些錢莊品牌自然也就消失了,我們就擁有了工行、中行這些新的品牌。

這就是進化。恐龍再美,它也必須滅絕。

但是,我只是說新聞業之死,而沒有說新聞之死。行業內的人員、技術、職業性等等,其最好的出路就是“被包養”,或者文雅地說:作為其他機構或產業的附屬。第一種是BBC模式,由納稅人供養,但仍然具有獨立性;第二種是《大西洋月刊》模式,由基金會支持,也具有獨立性;第三種,也就是我們現在眼前所見,被新產業收購。

貝索斯給《華盛頓郵報》的人吃了定心丸,他既沒有改變管理層,也沒有動搖報社的基本業務,更沒有挑戰新聞業的榮譽與信念。他更加滿含深情地說:“新聞業在一個自由社會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作為美國首都的本土報紙,《華盛頓郵報》顯得尤其重要。我想特別指出,作為郵報所有人的格雷厄姆家族展現出了兩類勇氣,我希望能夠學習。”

我相信貝索斯可能是《華盛頓郵報》或者任何一家傳媒報業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包養人之一,也相信他說的這些話完全發自肺腑。然而我總是對于這些未曾在報業環境的光榮與痛苦中成長的人心存疑慮。

新聞業中人是些什么人?他們是一群剛愎自用、眼高過頂、偏執頑固的王八蛋。他們自居精英,心懷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他們懷疑一切,挑戰一切。他們每時每刻眼睛充血地盯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他們甚至充滿狐疑地看著自己身邊的同事和親人:沒有永恒的價值,沒有永恒的親人,沒有永恒的美好。

水門事件時,《紐約時報》的許多高層都和尼克松過從甚密,但是他們在報道時根本沒有一絲猶豫;五角大樓文件時,《華盛頓郵報》內部的愛國主義一度占了上風,到最后也難以抵擋專業主義的壓倒性勝利;蘇爾茲伯格一手提拔了霍華德·萊恩斯,把他當成跨世紀的總編輯寄予厚望,可是當杰森·布萊爾偽造新聞的丑聞出現時,他毅然決然地干掉了萊恩斯。

沒有一個行業的人,比這群新聞人更加悲觀厭世、更加懷疑一切、更加六親不認。但是,這就是新聞業,他們理性、獨立、公正、勇敢。新聞業就是這樣的一個產業,它不僅僅是一門生意,它更是一種對世界、對價值、對公眾負有責任的權力。它們關懷一切,卻同時獨立于一切。未曾在這樣一種日常的緊張、壓力、考驗中成長起來的人,難以體驗這樣的痛楚和歡樂。天才如貝索斯,我也無法想象他憑空生長出如此獨特的生命體驗,并將其植入自己的靈魂。

我所認識的蘇爾茨伯格就是這樣的一個偏執狂。我雖然不知道唐納德·格雷厄姆是怎樣的人,但我猜他就是這種王八蛋。但我很難想象貝索斯是這樣偏執的王八蛋。

新產業包養了新聞業,能否如同納稅人給予BBC,或者基金會給予《大西洋月刊》那樣的獨立性,尚未可知。然而,關鍵的問題恰在于斯:新產業不是慈善機構,他們是有營收壓力的。當被包養的新聞業者,突然間有一天必須面對這些與新產業利益相關的政府、企業、甚或是這些新產業業主自身的時候,這些新主子們,還能夠如同那些新聞業王八蛋一樣不顧一切、不計成本嗎?

偏執和勇氣,都是需要時間浸潤的。新聞業在浸潤了上百年之后,才終于爆發出了他的職業性光芒。這個世界在冷戰之后承平日久,于是偏執和勇氣都已經成為了奢侈品,在產業鏈條崩解的今天,新聞業走到了末日。可是,缺乏了浸潤這種精神的環境,當有一天我們又需要這樣的偏執和勇氣的時候,到哪里去找?

新聞業的死亡是一種進化的結果,懷念或悲戚都無濟于事。而如今惶惶不可終日的新聞業者,其實仍然可以在新主子的蔭蔽之下,找到謀生之道。到最后,也許只剩下了一個問題:新聞的精神,還活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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